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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查询网站官网闻讯后急忙将孩子送往厂医院

编者语：吴官正夫人张锦裳的回忆录《相伴五十年》深情描绘了两人携手走过的五十年风雨历程，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挚的情感，读之令人感慨万千，实为值得一读的佳作。本篇内容精选自张锦裳的回忆录《相伴五十年》。

与吴官正共度五十年。

张锦裳

自老吴卸任领导之职，我屡次建议他着手撰写回忆录，但他始终婉言拒绝。原因在于，涉及诸多关乎他个人的往事，他不愿涉笔。正如马克思之女爱琳娜所言，描绘自身往往是最为艰难的。我继而劝他，若能记录下自己的经历，让孩子们洞悉您的成长轨迹，这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。在我坚持不懈的催促下，他终于断断续续地完成了部分文稿。阅读之余，我亦有所感悟，认为有必要对其中内容进行补充。

1956年，我有幸考入鄱阳中学。当年8月底，新学期伊始，我们在学校完成了签到手续。随后，我与同学张淑文一同前往街上购置生活必需品。归途中，我们目睹了众多人围聚一处，热烈交谈。其中一位正是张淑文的小学旧友，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加入他们的圈子。走进人群，只见一位黑瘦的男同学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故事，穿插笑话，引得众人纷纷驻足聆听，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。因我们尚有其他事务在身，停留片刻后，便礼貌地告辞。我好奇地问，这位同学怎生如此健谈？那位女同学如此述说：“我们自初中便是同窗，他身为班长，虽身形瘦削，肤色黝黑，却才学横溢。这便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。”我被分至高一乙班，次日踏上课堂，忽见他也踏入这间教室。直至老师点名，方知他名为吴官正。

高中三年的时光，印证了那位同学所言，他的成绩确实出类拔萃。那时，老师课堂上经常分发小纸条，用以检验我们前几天的授课内容吸收情况，或是考察当天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。他除了在唱歌方面略逊一筹（但乐理考试尚可），在其他课程中，无论是小测验、中考、高考、期中、期末考试，他总是名列前茅。老师批改试卷时，往往会优先挑选他的试卷，给予满分，并对照着他的答案进行批改。

曾有一回，他在数学试卷上不慎将一个小数点位置摆放错误，按理说应扣除一分，但老师并未察觉。是同学细心指出，老师方才更正。这或许是因为他平时犯错极少，以至于连老师都养成了这样的惯性思维。

“吴官正，你来试试。”他默然不语。片刻后，见老师仍旧束手无策，他便在旁边轻声提醒：“老师，是否可从这边添加一条辅助线至那边？”老师立刻连声应道：“对、对、对！”随即依照此思路为同学们解开了难题。

一看他家很困难在冬季，他仅着一条裤腿，从未见过他脚上穿着袜子；而在夏季，他总是身着一件蓝色的褂子。由于他仅有这一件衣服，洗过之后便只能裸露脊背，老师深知他家庭的境况，因此并未加以责备。尽管学校对学生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，但全校只有他一人享有这种特殊的待遇。在冬日的课堂上，我身披棉袄仍感寒冷不已，而他仅着单衣却能专注地听讲。课间休息时，为了取暖，同学们纷纷追逐嬉戏，我性格开朗，曾一度在课桌上跳跃嬉闹，吴官正见状便戏称我如同疯子一般。我觉得他凶，一开始对他印象不好。

班主任薛老师对我关怀备至。自我踏入鄱阳中学的校园，不久便得到了她的特别关照。她建议我晚上的自习课可以去她的宿舍。后来我才了解到，薛老师在签到时，因欣赏我的字迹而对我产生了好感。她邀请我至宿舍，实则是在为我搭建一道保护屏障。原来，她正经历着失恋的痛苦，或许是因为身边缺乏她心仪的对象，每当有男同事前来拜访，她便会以手帕遮面，假装卧床生病，让我代为开门。同事见我在场，不便打扰，只得无奈离去。

薛老师平日里对我格外关照，对我显得格外“偏爱”，同学们，包括吴官正，对我也都投以特别的关注。高二那年，化学课上，老师忽然点我上台在黑板上解答问题，并给了我五分的高分。课后，吴官正向我借取化学作业本，我心中不禁疑惑，心想他成绩优异，为何对我的作业本感兴趣。直至后来，我发现他在我的作业本中夹了一张纸条，上面题有一首诗。

高三上半学期，家中突遭变故，吴官正的父母不幸患上伤寒，他不得不返回家中探望。家境贫寒，五口之家只能共挤一床，吴官正亦不幸感染了副伤寒。返校后，病情加剧，高烧不退，学校医务室束手无策，只得转至鄱阳县人民医院。然而，医院药品匮乏，高烧依旧未退。在校长的一再请求下，县委书记特批了18颗氯霉素，这才挽救了他的生命。病愈出院后，他回到学校宿舍静养。他向黄善龙同学借了一角二分钱，请其帮忙购买包子。我陪同薛老师前往宿舍探望，途中偶遇黄善龙。黄善龙将钱交给我，委托我代为购买。心想一角二分钱能买几个包子，我便额外添了一些钱，买下了十个包子，让黄善龙转交给他。吴官正食用包子后，言语间胡言乱语，形容包子“圆又圆，一个二分钱；甜又香，买了个张锦裳”，此事很快传遍了全班。

消息关于购买包子的传闻散播开来后，一位与我同年级却不同班级的女同学特地前来询问我。你和吴官在交往？我摇头否认。她警告我，切莫与他多加交流，他母亲正临盆在即，家中条件极其简陋，住处竟如牛栏一般，贫困程度令人咋舌，家中连一把体面的椅子都难以寻觅。你会苦一辈子的。起初，我对她那句话的含义一无所知。直至后来方才明了，原来两家相隔仅有八里之遥，她曾造访过他家一次，目睹了半边锅与麻子凳，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失望。毕业后，她听闻官正成功考取了清华大学，而我与他喜结连理，于是再次踏足官正家。然而，这次她情绪激动，大发雷霆，对官家不满，愤然离去。

班主任对吴官正关怀备至，吴官正便向她吐露了与班主任的一些私事。班主任随后向我询问，我并未予以确认。转眼间，高中生涯即将结束，1959年夏日来临，我们一同参加了高考。官正在考试期间体温升高，校医为他注射了退烧针，才得以完成考试。当他人询问他的考试情况时，他回答道，预计能够被第一志愿录取。听闻此言，众人皆感惊讶。

面对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，他采纳了老师的建议，选择了清华大学。然而，我担心他可能无法如愿，于是与张淑文同学一同劝说他，建议他报考一所普通院校，确保未来能够自食其力。那是他愿望，考不上种田。一个多月后，他终究收到了清华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，兴冲冲地跑来县城向我报喜，我本以为这是梦中的幻境。鄱阳中学虽是江西省内顶尖的高中之一，然而能够考取清华大学的学子却寥寥无几。

他求婚，我答应了。我们的婚房仅拥有两床自高中时期便使用的旧被褥，张淑文慷慨赠送了一对精美的枕头套，我们便开始了在牛栏中的简朴生活。那床铺是由破旧的船板拼接而成，上面密布着许多钉子。与伴侣结婚，家中有喜有忧。他勤奋好学，智慧出众，未来的前景自是不可限量。然而，他性格上的瑕疵与必须等待六年的现实，都让人不禁担忧，他能否在这段时间里有所改变。

暑假的篇章即将落幕，他踏上了前往清华的求学之路。我们一同前往鄱阳中学，向恩师们道别，却未料到杨副校长竟要他前往财务科领取20元人民币。原来，上饶教育局为考入大学的学生共拨付了50元路费，而他得到了这笔款项的五分之二。我的哥哥慷慨解囊，资助了他20元，而他叔叔也资助了一部分。此外，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各自贡献了一笔小小的资金。听闻北方的冬季气候严寒，我便将一件自己不再穿的旧棉袄赠予他，以助他在寒冷的冬季增添一份温暖。

他去后，我即至田畈街中学任教。父亲用扁担挑着一床被褥，以及一个小箱子，送我前往报到。抵达鄱阳后，原本计划在亲戚家中过夜。然而，女主人一见到我们，便急忙躲进屋内；男主人则表示，此处不宜停留。我急忙说道：“爸爸，我们走吧。”那时已是黄昏时分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在旅社门口坐下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

偶遇高二辍学的黄沐贞同学，她家境虽贫，却仍盛情款待，留我于其家中盘桓一日。临别时，我赠送了她一些咸鱼。岂料，在鄱阳县城的街头，又巧遇了另一位姓施的同学。他提及田畈街中学与我家的距离超过百里，建议我回到余干任教。随即，他前往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拨打电话，询问是否有教师空缺，教育局立刻表示愿意接收。于是，我立刻改变方向，返回余干，被分配至三塘中学授课，从而免去了诸多辗转奔波之苦。

踏入三塘中学的校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那里只有我一位女教师，而且我还是最年轻的。每个月，我仅能领到26元的微薄薪资，这还得用来赡养公婆和应付家中日常开销。第二年，我的大儿子降临人世，随之而来的生活重担让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。夏天，我舍不得购买蚊帐，而冬天夜晚，我只能将装满热水的盐水罐子置于脚下，以图取暖。每月，我仅购买少量米粮，而日常饮食则主要依赖公公婆婆带来的咸萝卜、咸腌菜和咸鱼。由于缺乏维生素，我的嘴角常常生疮，双脚频繁出现溃烂，鼻翼两侧更是经常脱皮，红彤彤的。营养不良使我有时感觉头晕目眩，眼前仿佛有五彩斑斓的幻影飞舞。

朱国治老师曾两次劝我，提醒我：“不妨多吃些新鲜的菜肴，务必关注身体健康。”不久后，他又关切地告诉我：“如此下去，你的身体恐怕难以支撑。”我感激地回应他的好意，轻声说道：“各家各户都有各自的难处，当前我家的情况只能如此，还请您不必再提及，否则我会感到十分痛苦。”另有一次，吴官正老师归来，校长找他进行了谈话，并提到：“你必须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问题，她这样下去，身体是难以支撑的。”自那之后，吴官正便严禁我汇款给他，一旦寄去，他便会悉数退还。

对于穿衣打扮，我从不讲究，自然也未曾有过讲究的资本。那时的布票，我总是悉数交给婆婆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在课堂上板书时，学生们突然在下面窃笑。我转身问道：“你们在笑什么？”学生们齐声回答：“老师，您看您的背后，原来您的褂子破了。”还有一次，我从学校回家，恰逢小学时的同窗来访，我……妈妈见我衣着简陋，泪流满面。妹妹脱下一件衣衫，披在了我的身上，这才允许我出门。

在吴官正就读清华期间，他亦曾为我购置过几件物品。起初，他为我购买了一双皮鞋，却不幸未能掌握我脚码的大小，鞋子过于窄小，我无法穿上。继而又委托他人为我捎回一块色泽艳丽的布料，我对此亦颇感喜爱。当时在江西余干农村，寻常家庭每年仅于春节与端午节邀请裁缝上门制作两次衣物。我打算请裁缝用这块布料为我裁制一件褂子，师傅测量了我的尺寸后，半开玩笑地说，这么点布料仅能缝制成一条短裤。

“这是何故？”她未经深思便答复：“给你买就拿了去，官正那边则无需。”我惊讶地追问缘由，她解释道：“官正身处北京，有毛主席的庇护，岂会受冻？”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向娘家索要布票，为他购置了一套绒衣，并寄往北京。

这位同窗二次踏足京城出差，返程时，官正特意委托他为我带回了整套服饰。他归途中告知我，自己已觅得佳人，期望我能将这套衣衫暂借与他。我内心颇为踌躇，然而碍于同窗之请，最终还是应允了。1960年，我的长子降临人世。鉴于这是头胎，他历经了数小时的孕育才终于降生。那时，我身边仅有两位女学生相伴。

孩子尚在襁褓之中，我便无奈地将他留在家中，自己重返三塘中学继续教书。那日，天色突变，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让我浑身湿透，这场雨之后，我的身体便开始出现了风湿病的征兆，时常感到腰痛、脚痛不堪。到了1964年，二儿子在乌泥的家乡出生，那位负责接生的乡医从田间急匆匆赶回，却因农村条件的简陋，既没有消毒的酒精，接生用的剪刀也是锈迹斑斑，孩子不幸因此患上了破伤风。在我哥哥的搀扶下，孩子被急送至县城，幸好，我的同学那时正好在县城医院担任护士，他立即为孩子注射了药物，这才救了孩子的性命。

彼时，官员每两年才归家一次，我既盼望着与他的团圆，又为他来回的路途费用而忧心忡忡。在某个午后，我一边捧着饭罐享用，一边收到工友寄来的信，告知他暑假将不归。阅读完毕，心中先是涌起一丝失落，继而又释然，心想他上次归来时所借的款项尚未来得及偿还，这次便无需再借款了。然而，不久后，有人转告我吴官正已返家。这消息让我顿时愕然，学校规定教师借款上限为月工资的十分之一，而老师们均已放假，我该如何筹措这笔钱呢？无奈之下，我只能选择留校。幸得校长得知此事后，特批了我50元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

昔日，每位教职工均需负责耕耘学校的一隅菜园。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，我决意将菜园中陈旧的白菜连根拔起，意图栽种新种蔬菜。却不料，一位领导对我心生芥蒂，他指责老白菜的籽粒乃是为来年播种之用，认为我的行为有损生产。因此，我被调至小学担任教职。不到一年光景，中小学的教师纷纷被下放，工人、厨师以及清洁工们纷纷走上了讲台。在那段下放的日子里，我在吴官正的家乡耕耘了两年有余，做饭、纺线、织布、制鞋、养猪，无所不涉。起初，我跨过那座独木桥时，担子沉重，心惊胆战。这段农村生活的经历，不仅丰富了我对农民群体的认识，更深化了我与他们的情感纽带。

自政策落实后，我投身乌泥学校，竭尽全力为官正排忧解难。面对婆婆的病痛，我穿梭于医院与药店之间，细心照料她的起居，端屎倒尿从不嫌烦。同时，我亦全力支持官正弟弟的学业，为他购置衣物与生活用品。及至为他寻觅良缘，筹备新婚家具，乃至将弟媳妇迎入门庭。我深知，丈夫不在身边，守护家人便是我的使命。我的卧室内，仅有一张由破船板拼接而成的床铺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。

三塘中学时期，一位同学携子女前来游玩，她向我倾诉，显得十分凄凉。她表示，丈夫已离家深造，而他却只是就读于一所普通大学，相较之下，吴官正则就读于全国赫赫有名的学府。我目前处境困顿，恳请你从中汲取经验，切勿再向他汇款。我曾以吴官正在北京求学急需资金为由，无法抑制自己寄钱给他。他本性善良，极为尽职尽责，我对他的信任深厚，坚信他不会背离初衷。

日前，乌泥大队的干部透露，吴官正即将与张锦裳办理离婚手续。他的堂兄吴火正听闻此事，便匆匆跑至学校告知于我。我见他态度坚定，便让他写信向吴官正询问详情。在那等待回信的期间，同事与工友们议论纷纷，我也心神不宁，上课时无法集中精神，站在讲台上愣神。不久后，校长找我谈话，明确表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，叮嘱我不要轻信流言。我的婆婆得知后也安慰我，表示我的儿子绝非那种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，让我不必担忧。

官正接到了堂兄的来信，随即将其转交给了党组织。党组织特意回信给我，称吴官正是位优秀的同志，全身心投入于学习与工作中，嘱托我切勿轻信流言蜚语，务必注意身体健康，安心从事本职工作；同时，党组织亦致信公社党委，恳请公社领导协助开展我的相关工作。

暑假，吴官正结束学业归来，却有人误以为他是来办理离婚手续的，更有传言称我们事先商定，将两个儿子分别带走，各自携带一只箱子。为了消除这一误会，他特意带我一同在街上游走，公开澄清了此事。我向他人透露，他们普遍认为我们即将离婚，甚至县委书记也曾如此表示。他言道，你怎么能轻易轻信他人的言语？党和人民都衷心期盼我们能够和睦相处，不愿见到我们分道扬镳。我绝不会有任何对不起你的行为。

在清华大学毕业前夕，他在上海进行了实习，与同学们携手解决了诸多难题。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品德，他荣获了学校的金质奖章。党组织曾动员他报考研究生，但他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了这个机会。不久后，学校党委特地发电报至上海，邀请他回校参加研究生补考。考试结束后，他回到家乡，表达了不再继续深造的意愿。我劝他坚持，告诉他家中的事务无需担忧，一切有我承担。最终，他又在研究生院学习了三年。

毕业后，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他却表示，鉴于上海人才济济，家属难以一同调入。随后，组织又建议他前往北方某单位，但他担心我和孩子们难以适应当地的杂粮，于是提议前往武汉，毕竟那里距离我们的家乡较为接近。抵达武汉后，他提出希望前往工厂工作，并强调工厂宜位于市区之外，规模越大越好，这样既能减少外界干扰，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，同时也能享受到较为优越的科研条件。他前往武汉葛店化工厂。那是一家拥有数千员工的大型化工厂，其占地面积达数公里之广。

他工作勤奋，技术精湛。平日里，他在工厂中穿梭，若无故障，便坐下来阅读、设计、进行实验。夜晚，他常在值班室安歇。每当新安装的技术系统遭遇故障，他总是立刻赶赴现场。记得有一次，氯化聚醚车间的一台由近万个元件组成的测温设备故障频发，技术人员与工人束手无策，经过一天的排查，仍未找到故障根源，无奈之下，只得请吴官正前来支援。他简要询问了情况，稍作沉思，随即接通电源，迅速定位了故障原因，设备得以恢复正常，车间生产得以恢复。

葛店化工厂的工人们纷纷表示，吴官正的思维敏捷，犹如墙上挂着的算珠快速转动。在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，他仍坚持在寝室与工作室中阅读、设计、进行实验，并向工友们传授技术知识。他与蒋伯雄等同志携手合作，共完成了近二十项工程，其中若干项目已达到全国同行业企业的领先水平。

在那年的七月十九日，校长突然找到我，面带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张老师，组织上已经安排，你要被调往武汉。去年就已经下达了调令，不过因为你负责教授物理，而此科目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暂时空缺，我便没有及时通知你。今年，学校已经聘请了一位大学生担任物理教师，现在你便可以启程了。”得知即将结束那长达十五年的异地共处生活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。关于我的安排，他并未向组织层提交任何申请。此事乃武汉市委做出的决策，而他，是在事后方始得知。

搬家前最麻烦的是孩子的户口。当时我们尚缺乏经验，便将大儿子和二儿子随祖父母迁入了农村户口，而唯有三儿子随我留在了城市。在办理户口迁移的过程中，大队、粮食局以及县里的领导均不赞同将两个儿子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。我据理力争，指出我们夫妇均为城市户口，孩子的户口理应随之更改。然而，工作人员却告知我，一旦落户便不可更改，落何户口便成为何户口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向吴官正写信求助。他回信后，我们一同步行前往余干县城办理户口，试图找到乌泥村一位在县城工作的干部寻求帮助，但他也表示爱莫能助。由于假期即将结束，我们只得带着二儿子和三儿子先前往武汉。

抵达葛店化工厂后，吴官正迅速将我们三人委托给他的同事，随后便急切地乘车返回市中，以办理户口事宜。步入公安局，一位民警注意到他身着褪色的旧工作服，加之口音较为生硬，遂询问其从何而来、所为何事。吴官正答道，他从江西前来办理户口登记。工作人员查看他的情况，发现其有两个孩子属于农村户口，便告知他变更户口并非易事，除非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。他坦言，上面并无任何声音传来。工作人员瞥了一眼手中的介绍信，突然问道：“你就是葛店化工厂的吴官正先生吗？”他回答：“是。”工作人员随即热情地邀请他落座，并迅速为我们办理了户口登记手续，包括我和三个孩子的。原来，吴官正先生以其卓越的技术和工作能力，市委领导明确指示，务必妥善安排吴官正家属的搬迁事宜。

他兴高采烈地回家宣布户口已办理成功，全家人无不欣喜若狂。尽管此事耗费了我们诸多心力与言语，我们亦能体谅工作人员的不易，因那时的户口迁移政策异常严格，改户口与迁户口实属不易之举。

在工厂数里之外的一片农村，我们租下了一间朴素的房屋，室内陈设简约，仅有一张床、一个灶台以及一张桌子，我们的生活起居便集中于此。由于途中接应我们，他耽误了数日的工作。官正复职后，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，身体浮肿得厉害。厂里的书记郑仲衡见状，坚决地把他送回住所，并下达了休息的命令。他对我说：“小张，你必须看好小吴。”

我被分配至葛店化工厂子弟学校担任教师，我的二儿子就读于该校，而小儿子则正在幼儿园接受启蒙教育。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，我们舍不得浪费电力，家中所用的灯泡光线昏暗，这对孩子们的视力产生了不良影响。我们很少能够享用水果，但在武汉，有一位工程师同学热情邀请我们至其家中做客。餐桌上，他爱人将苹果皮削成长条状，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那日，小儿不幸染病，恰逢吴官正因公务赴市参会，未能在家中照料。我遂携孩子前往葛店化工厂医院就医，然而因经济所限，仅住了数日便无奈出院，病情亦未得缓解。不久，二儿在校园中不幸被从楼上掷下的拖把击中头部，鲜血直流。我正身处课堂，闻讯后急忙将孩子送往厂医院，其头部缝了数针。因我素来惧血，目睹此景，竟不支晕倒于医院之中。

1975年四月，湖北省委作出决定，破格晋升吴官正为武汉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。从葛店化工厂离开之际，我购置了两张床，并携带着两把竹椅与一个塑料袋。稍后，我积攒了一些粮票，便以此物交换了两把藤椅。有人质疑，为何要用粮票去换取？我回应道，毕竟囊中羞涩，没有其他办法。粮票是辛勤积累而来，非不正当所得。如今，那两把藤椅依旧存放于江西。

1983年3月，吴官正履新武汉市市长一职。彼时，他上班时总是选择骑自行车代步。清晨，仅花费一毛五分钱的微薄之资，便在江畔的小摊上觅得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，尽享美食之乐。穿的也很普通日常，他总是身着那套工作制服。常驻办公室的他，中午时分亦会前往市政府食堂排队用餐。偶尔因会议、接待客人或工作延时，未能及时就餐，便只能空腹应对。

有人将这一状况告知于我，言其肩负重担，压力倍增，营养不足，如此状况持续下去，恐怕身体难以承受。我特意准备了他所喜爱的菜肴，委托秘书送往办公室，他担心此举影响不佳，亦怕我因此分心于工作，故而未曾食用，亦不允许家人再送餐。直至如今，他的三餐依旧简朴。他曾走遍三省，后来又赴中央任职。出差调研频点工作餐。

初至葛店化工厂时，我并无得体的衣物，便身着工厂统一的工作服。得缝纫机之后，我便自行购置布料，亲手裁剪缝制衣物，既预备冬装亦备夏衣。他调任武汉市科委，我也随之被调至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担任教职，子女亦随之转学。携小儿子前往市委幼儿园报名，教师见到我们，不禁露出惊异之色，未曾料想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竟身着如此简朴。

他当了市长家境虽略有好转，然而鉴于双方经济压力仍旧沉重，生活依旧颇为艰辛。下班之余，我常前往菜市场挑选堆积如山的蔬菜，有时甚至一次性购买数十斤，随后将其晒干，制成美味的咸菜。整栋楼中，唯有我们一家晾晒蔬菜，而阳台上的被褥与衣物显得颇为陈旧，以至于连小偷都无意光顾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切商品都实行定量分配，每人每月仅能分配到二两油，五人合起来才恰好是一斤。平日里，人们都惜油如金，将节省下来的油积攒成一小罐，预备着过年时为孩子们炸制美食。他对生活保持着严谨的态度，对孩子要求尤为严格，阅读学习时必须坐姿端正。每晚十点钟，他都会要求孩子们在休息前，将书桌整理得井井有条。

每当他外出调研，孩子们便会欢呼雀跃，欢叫道：“解放了！今晚我们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。”而有一回，他并未提前告知，便突然从国外返家。到家后，他发现家中有些凌乱，便拿起拖把开始打扫，却不小心将我精心收藏的一罐油撞翻，那一刻，我心痛无比。

他对自身的标准和家人的期望颇为严苛，即便在葛店化工厂分配的住房条件本可享三室一厅之宜，他亦只选择了二室一厅的格局，且更倾向于位于顶层的居所。在担任市长之前，那间64平方米的居所容纳了我们一家七口：我的父亲、母亲，以及我们俩和三个孩子。大约在1985年，市委办公室邀请我们前往市委小院参观一栋宽敞且雅致的房屋。然而，鉴于家中并无太多物品，且房屋面积庞大，水电费用必然不菲。再加上该房屋距离我的工作单位较远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耗时过长，以至于无暇顾及烹饪，我们最终决定放弃这栋房屋，继续留在天津路居住。当时，我们七口之家拥挤于一个小小的住宅内，一旦楼上拖地，楼下便如同下雨一般，时常陷入不知如何应对的尴尬境地。每当此时，老吴总会安慰我们：“别出声，等楼上拖完就没事了！”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，我们才搬至江西。

他当市长时，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。我提出要支付费用，他却声称是单位所发放的。我将鱼安置在水盆之中，不料官正归来时发现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对我及行政处长进行了严厉的斥责。

他向来不允许我和孩子使用他的车辆，即便只是顺路一程，他也决不答应。更别提曾带我们外出游玩。有一年，具体是哪一天已模糊不清，我们手中拿着中山公园的免费游园券，而官正恰好也受邀参加那里的活动。我们一同下楼后，他乘车离去，而我则带着孩子步行数里，抵达公园。

1986年5月的一个深夜，大儿媳的父亲突然来电，告知儿媳即将临盆，急切地请求我寻找一辆车将她送往医院。面对陌生的环境与夜色，我一时不知所措，究竟该如何寻得车辆呢！起初，他拒绝了我的请求，但我强调若延误时机，恐有性命之忧。无奈之下，我提出愿意付费，这才终于说服了他。

“我恐怕难以胜任。”听闻此言，叔叔不禁伤心落泪。叔叔的侄子后来选择留在武汉担任临时工，至今尚未觅得一份正式的职位。

大儿子迎娶佳人，却因家境贫寒，无房可居，只得寄居岳父家中。一日，不慎在岳父家发生争执，遂将行李搬至我家楼下，并向其父直言：“我不愿再寄人篱下，既然您身为市长，理当能为我寻得一处居所。官场之事，您可施以援手，动员岳父让我搬回。”

行至江西之地，每逢次子大婚，官正便特地致信于儿媳之父昔日之领导，恳请其协助说动二儿媳的家长，务必摒弃宴请与收受红包之俗，给予全力支持。至于三儿子的婚事，儿媳的父母亲携其归家，适逢佳节春节，家中仅燃放了几串鞭炮，共聚一餐，便是所有的庆祝仪式。

官员的脾气确实颇为暴躁，然而在担任武汉市长期间，他曾不止一次地直面他人的责骂，共计五次。物价改革时，一天最多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。未见他有过怒容，然而却分明感受到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犹记得某日黄昏时分，我正忙于洗衣，忽有人敲门。官正前去应门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位夹着烟卷在耳的人，他语气不悦，径直开口说道：“我要见市长，武汉的服务态度实在令人不满，商场、火车站、轮船码头都糟糕透顶。”

官员客气地指出，我的工作尚有不足，并表示次日将着手研究整改措施。那名同事离去后，他于阳台上来回踱步，深思熟虑着如何提升服务质量，直至深夜。翌日，天色尚暗，他身着破旧的军棉大衣，便已外出。据他后来所述，在码头上，一位肩挑担子的陌生人向他询问，这是否为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入口。他遂陪同该人，手持车票向工作人员询问。然而，几位服务人员态度恶劣，对他斥责一番，甚至举着检票剪刀在他面前挥舞，这让他极为气愤，下定决心必须严厉整治服务态度。

“我深知受到责骂之苦，然而众多来汉旅客却需承受不必要之怒火，这必须得到改善，否则将对城市形象及发展造成严重影响。”我认为他的观点颇具道理。

“那些废报纸就可以用来包装。”服务员对他多加干涉，言辞中带着责备。恰逢一位干部前来选购商品，认出了他，便好奇地问道：“吴市长，您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”此言一出，服务员方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竟然出言不逊，冒犯了市长。

那段时日，生活紧张而焦虑。在铁路旁，有一户人家擅自建造了一座房屋，这显然是违法建筑，面临拆除的命运。然而，这家人坚决反对。负责拆除的同志宣称，这是吴市长的指示，为确保火车站的安全运行，这座房屋必须今日之内被拆除。然而，事实上，他对此事一无所知。这家人拥有多位兄弟，他们威胁称，若不依从，将对我全家进行报复。

公安局将兄弟二人的肖像分发给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每位居民，同时要求我和孩子留守家中，避免外出工作或学习。然而，一天，他们果真来到了二楼，那里的居民认出了他们，告知他们吴市长早已迁离此处。这伙人未能找到我们，又听闻吴官正身在北京开会，于是便追踪至此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在下火车后不久便被北京警方发现并被带走。

在武汉，两次拍照的经历尤为难忘。一次是当我们从乌泥村搬迁至此，成功落户后，他欣喜若狂，兴冲冲地赶回家。为此，我们全家特意拍了两张照片，以此庆祝这一喜讯。另一次，他晋升为市科委的副主任，每逢周末，我便带着孩子们前往市里探望他，我们一同又拍了几张照片。当时孩子们的衣服略显破旧，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外套，为他们披上，以便留下美好的合影。

1986年秋，他任江西省长。我在武汉筹备搬迁事宜，日间忙于工作，夜晚则整理着衣物。由于我将返回江西的家乡，亲友众多，为了维持体面，我便用省下来的积蓄购置了衣柜、电冰箱和电视机，家中这才逐渐添置了些必需品。从武汉至南昌的路途遥且艰险，加之当年的路况不佳，抵达南昌的滨江宾馆时，夜幕已笼罩。宾馆的管理人员不允许我们在那里用餐，而是让我们回家自己动手。当时家中空空如也，我无奈只得再次前往商店购买锅碗瓢盆，在夜色中摸索着将物品搬入车内，却不幸将缝纫机压坏了。

调至江西后，我被分配至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工作。每日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，我总是提前到达，负责打开水、打扫卫生、擦拭桌椅，与同事们的关系和睦。在担任工委领导职务期间，我竭尽所能为干部职工排忧解难，有效提升了大家的积极性，使得单位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抵达江西之后，他接连三年在赣南共度佳节。他力主赣南效仿广东、福建的先例，开展改革开放的试点工作，并提议授予省级经济管理的自主权限。赣州地委和行署凭借其卓越的开拓能力与强大的工作力度，使得当地经济逐渐焕发生机，百姓也因此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福利。

他对家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极为严格，近乎苛刻。日常生活中，严禁在外随意交友，更不允许外出就餐。每当前往地市开展检查工作时，他总会反复叮嘱随行人员不得购置廉价商品，严禁接受他人馈赠，就餐后必须支付费用。即便出差归来，也从无携带任何物品。在返回省城之前，他总会要求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进行检查，以确保无任何私人物品遗留。同时，他还会询问秘书是否已支付餐费。

在江西期间，我曾听司机提及一段趣事。有人将一斤茶叶置于车内，意图供途中品味。不料此事被官员得知，于是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，并将茶叶原封不动地退回。另一次，在参观一家筷子厂时，厂方赠送了四扎筷子（每扎十双）给随行的秘书。秘书因谨慎不敢接受。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这不过是些不值钱的物品，有何惧哉？”秘书在无奈之下，只得将筷子收进包中。然而，官员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切，他快步走来询问秘书，要求其立即将筷子退还。秘书因此受到了一顿严厉的批评。

官正昔日的两位中学同窗，趁着他在京参加会议之际，拜访了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，并声称自己是省长的故交，恳求能调至省政府任职。官正返京后得知此事后，便向秘书长明确表示，自己的亲友与同窗不宜在省政府办公厅供职，并要求秘书长即刻妥善处理此事，务必在今天内予以退回，否则责任将由秘书长承担。

在江西的时候，在正省级干部的家中，空调几乎已成为标配，然而官正却始终不允许我们家中安装。一日，一位省委领导携带着空调与工人至府上，声称要为我家安装空调。我以“官正不允”为由婉拒，但该领导却表示无需理会，便按我之意愿完成了安装。天气酷热，小儿子便在我房内打起了地铺，我们一同沉入梦乡。不料官正却擅自关闭了空调，使我们被热意惊醒。

某日，我的阑尾炎突然发作，官正便命警卫员将我紧急送往医院。起初，我入住的是一间容纳八人的病房。手术过后，依照常规，我被转移至一间小型的观察室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医院的副院长竟是我的同窗。第三日，他亲自莅临我的观察室，告知我，省长特地来电叮嘱，不得因任何人的亲属身份而提供特殊待遇。

他深入进行调查研究，不愿看到下属预先有所准备，以防出现虚假现象。因此，他常常不预先告知，在路上临时决定探访某个地点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前往一个地级市进行考察，途中突然提议前往一家烟厂一观。抵达厂内，只见厂内一片杂乱，地上烟蒂随处可见，浪费现象尤为严重。他随即召来厂长，要求其立即制定整改方案，并限定时间完成整顿。此外，他还指示当晚必须安排值班人员，并确保有负责人现场带班监督。

他走后，烟厂未采取任何行动。他半夜带秘书回烟厂检查。一见值班人员竟在沉睡，毫无整改的迹象，他勃然大怒，立刻将厂长唤来严厉斥责：“你究竟还有没有能力胜任工作？若不行，那就赶紧换人！”厂长被这一番斥责吓得汗如雨下。自此，厂长吸取了深刻的教训，工作态度与成效都有了明显的改观。

他出身寒微，对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对信访工作给予高度重视，并强调能解决的问题务必竭尽所能予以解决。他常对接待人员言明，群众的上访是对我们的信任，反映出我们工作的不足。他曾多次反问，又有谁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将来不会上访呢？在山东任职期间，我们居住在南郊宾馆的职工宿舍，每天清晨散步时，他屡次目睹有人急匆匆跑来，递上信访信件诉苦。他总是吩咐警卫员收下这些材料，并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在门口遇见一位提着包裹的人，误以为是来上访的，便主动询问是否有所诉求。那人却表示并无问题，这一幕不禁让人忍俊不禁。

自小学至研究生阶段，他始终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，对于身处困境的同龄人，他怀有深深的同情与特别的关怀。踏上江西的岗位后，他即刻向教委负责人明确表态，必须全力协助困难学生克服难关，绝不容许任何一位贫困大学生因经济问题而被迫辍学。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稿费寄送给需要帮助的学生。2007年，我们重返江西，抵达永新县时，一对年轻夫妇前来探望，其中一人正是他昔日资助过的学子。

1997年春季，官正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全国两会，返回江西仅三天，中组部便来电相召，言有要事相商，要求他即刻启程赴京。彼时，他正担任省委会议的主持工作，鉴于当晚既无火车亦无飞机可乘，只得于次日清晨匆匆启程。抵达北京后，方得知中央有意调他至山东履新。为此，他请了五天的假，携家人一同前往乌泥、余干、鄱阳等地告别。在告别亲友时，他诚恳地向他们道歉，表示未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，并请求他们谅解。此外，他还为部分亲友送上了钱财与礼物。三天后，他便匆忙踏上了前往山东的新征程。

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压力，他在家庭事务上投入的精力并不多，对孩子的成长也鲜少过问。当他离开江西之际，向我们留下了三句箴言。首先，他告诫我们：“我走了，你们要好好过普通人的生活。”其次，他强调：“切勿四处求人，更不要去找领导帮忙处理事务。”最后，他叮嘱：“要好好工作，严守纪律，遵守法律。”他离去后，我们确实面临了不少挑战，但我们都尽力独立克服了这些困难。

抵达山东后，他边投入工作，边深入调研。用餐习惯依旧，落座即食，往往热菜未上桌，便已品尽凉菜，匆匆离去。随行的领导中，有人甚至未及用饭，只得空腹等待。随着他的这些习性逐渐传扬开来，在用餐时，陪同的同事们也就不再急于汇报工作。2000年胶东地区遭遇干旱缺水，他前往烟台、威海进行调研，连续数日，他节衣缩食，不舍得洗澡或洗衣。

他在南郊宾馆的职工宿舍楼中，挑选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居所，地面铺设着水泥，尽管采光稍显不足，但我们却在那里度过了近六年的时光。从江西远赴山东履新，他携带着锅碗瓢盆，打算自己动手烹饪。起初，他因为水土不服，对烟草过敏，再加上工作的辛劳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。后来，我选择辞职前往山东照顾他，由于家离菜市场路途遥远，我不得不频繁地前往，有时甚至需要在路上歇息。雨天时，我一手提着菜，一手撑伞。家中鲜有人至，即便是春节和节日也不例外。完成家务后，我常在家中自娱自乐，唱唱卡拉OK，偶尔还会练练太极拳。

面对紧急关头，他总是一马当先，深入前线进行指挥。犹记得，当年抚河水位猛涨之际，他率领干部们奋勇抗洪，站在堤坝之上，洪水距离堤顶不过数寸之遥，行走其上，甚至能感受到堤坝的微微颤动。有同志出于关心，劝他撤离，忧虑于险境，他却信心满满地回应：“我心有底，洪峰很快便会退去，若有不测，我先赴黄泉。”他毅然决然地从下游徒步至上游，行程十几公里，直至洪水开始退去。众人欣喜若狂，庆幸成功抵御了洪魔，无需分洪泄洪。

在那次鄱阳湖洪水肆虐之际，他毅然驾艇冲破风浪，亲临前线指挥救援。陪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无不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另有一次，江西某地市突发火灾，尽管他当时正卧病在床，但半夜接到报告后，他立刻赶赴现场，指挥灭火工作。还有一例，数名武警战士盗取了步枪和冲锋枪，逃至青岛，藏匿于民居之中。官正抵达公安厅指挥中心，详细了解情况并商讨应对策略，他指示相关部门，安排战士们的父母与他们通话，进行心理疏导。他特别叮嘱，对于带头作案者必须依法严惩，而其他几人则应依法从轻处罚，毕竟他们尚且年幼。

2002年的岁末，他踏入了中纪委的行列。面对我和孩子，他语气庄重地说：“我担任中纪委书记，这源于中央对我的信赖。你们必须继续保持严谨自律，绝不松懈。”在那一年，中央国家机关倡议节约用电。他积极响应，指示家人尽量减少电器的使用，并亲自吩咐秘书切断家中冰箱的电源。他对衣物尤为珍视，即便十余年的旧衣依旧穿在身上，每当孩子为他购置新衣，总会受到他的责备。偶尔，我也会先不告知他，将新衣藏于箱底，待时机成熟再取出。他鲜少与我一同前往商场购物，除了每月的理发开销，几乎无需花费分文。

某次，他不幸卧病入院，心急如焚地盼着早日康复以便出差。其子遂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汇报此事。中纪委一位领导听闻他住院，特地前来探望。领导离去后，他追根究底询问是谁泄露了消息，随后对秘书进行了批评。我坦言，是我指示秘书向中纪委汇报的，而医生建议他休息，这是专业意见，理应予以接受。

在十六大召开前夕，他向我透露，中央主要领导曾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，询问他个人的所思所想。他坦诚地表示，自己已感到十分知足，并对中央多年来的培养、教育、信任与重用表示衷心的感激。领导进一步要求他提供更具体的想法，他则表示，自己的选择只有两个：要么继续留在山东，担任书记职务再为民众服务两年；要么被调至全国人大担任副职。面对领导的追问，他坚定地回应，自己的答案便是如此。我建议，若是我身处其中，我会选择说“服从组织的安排”。然而，他明确表示，不能这样回答，因为这可能会让领导误解为他有个人特殊的要求。

在十七大召开前夕，某日他告知我，他将卸任领导职务。我听闻此言，心中一惊，遂好奇地询问，他似乎误以为我未能领会，便解释道，自己是解放后便投身工作的，现年近六十九，难道不是到了应当退位的年纪吗？我们应当让年轻的同志们到关键岗位接受锻炼，传承职责。如此庞大的国家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自他离职以来，他未曾回到过原单位，亦未曾插手过原单位的事务。

常有人询问，老吴为何能取得今日之成就。我回答，从宏观角度来看，这得益于党的培育、人民的滋养以及同志们的鼎力相助。至于个人因素，我认为，他自幼便立下志向，要走一条与祖辈、父辈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幼时家境贫寒，生活困苦，遭受过压迫与欺辱，他立志要改变这种境遇，唯有刻苦学习。这便成为了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。

“贫穷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缺乏道德，最可怕的是自我放纵。”我认为，这正是孩子们应当学习的榜样。

他自年轻时便被委以重任，对组织的信赖深怀感激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几近严苛。多年来，他坚守岗位，勤勉工作，无论何事都力求尽善尽美，刻苦勤奋已成为他的日常习惯。即便退休之后，他依旧早起阅读、记录心得，偶尔也会有所著述。近期，他投入大量时间研读马克思传记及关于马克思的回忆文章，深受触动。他坦言，在深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及其回忆文章后，深感自己在伟人面前之渺小，对于诸多问题，他依旧仅窥见冰山一角。

他始终心怀感激，对组织给予的关怀铭记在心。他常说，是党和政府挽救了他的生命，塑造了他，培育了他，共产党是他的再造父母。从中不难看出，他对党和人民怀有无限的忠诚，对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、改革开放抱有坚定的信念。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位言行一致、内外如一的真君子。

我与老吴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，对他的学业与事业给予了全力的扶持。在亲情、友情与原则的三者之间，我时常感到左右为难，但最终，我总是遵从他的意愿，坚守原则的立场。我之所以对他如此严格，也是出于对他的深刻理解。老吴常对我说，尽管我们曾经承受了诸多苦难，但这些都成为了宝贵的财富。我认为，正是因为老吴在年轻时光的艰苦磨砺，他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！我们的日子，只是那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，而我们周围，还有许多人，他们的生活或许比我们更为艰难，更为困苦。

今日之中国，已焕然一新，人民生活富足，教育、医疗条件亦显著提升，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实属宝贵。我长期投身于教育事业，改革开放的历程犹如一部生动的教科书。我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学习，亦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多年来，无论是执鞭教学、下放劳动，抑或在机关工作，都有无数人关心、帮助和支持我，若无他们，便无今日之我。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。

回顾这些过往，并非旨在传承什么，而是渴望让后来者明白，我们曾经历的艰难岁月，进而促使他们关注并体察民众的困苦，更加懂得珍惜当下，展望未来。愿他们无论何时，都能对党忠诚、对人民忠诚，坚守初心，不忘本源，积极投身于对国家、社会和人民有益的事务。这既是我的期盼，也是老吴的心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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